“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的第三个春天与友人去春游时所写的词,当时风雨忽至,友人深感狼狈,苏轼却全然不在乎,一副泰然自若的模样向远处的山头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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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乌台诗案是一场人心的写照,人性的卑劣在这件事中展露地淋漓尽致。一、东坡其人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当然,也是一位治水人。与辛弃疾同为豪放派词人代表,并称“苏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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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平三年(1066年)其父苏洵病逝,苏轼与苏辙兄弟二人回乡守孝,三年后苏轼再来到京城时,俨然另一幅景象。那个时候王安石变法开始,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赞赏他的欧阳修都因为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而被迫离京。熙宁四年(1071)苏轼上诉谈新法弊病,因此受到王安石的挤兑。苏轼于是自请出京任职,这便到了杭州。后来又调往密州等处。苏轼的一生颠沛流离,到过许许多多的地方,但他心胸豁达,几乎未抱怨过几句。二、乌台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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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水不是本来就脏,而是有人朝清水里丢下污垢;苏轼也不是本身就错,而是朝堂风云诡异,尔虞我诈惯了。在这场围攻中,“拳头如雨点打在他身上,而这些冲在前面的拳头,确是一些平行卑劣之人”。例如舒亶此人在揭发苏轼的同时也揭发了自己的恩人,他的那位恩人正是举荐他做官之人。揭发的理由则是他这位恩人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辅导一下自己女婿的课业。这本是一件小事情,舒亶却上书皇帝,说自己与恩人都是官员,自己又在舆论领域,他辅导恩人的女婿实在是大不妥。皇帝看了他的揭发信,就降了他恩人的职。这似乎是一出农夫与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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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李定这是一个丧母之后不回家服丧而被人唾骂的高官。古人非常重视孝道,父母逝世必须服丧三年,而这位李定大人并没有被皇帝夺丧,却不回家守孝,在当时是大不孝。而就是这样一个大不孝的人对苏轼的攻击最凶。他说苏轼“起于草野垢贱之余”,“初无学术,滥得时名”,“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等等,如此诋毁不是嫉妒,又是什么?人的嫉妒深了就会失控,会去抨击自己最嫉妒对方的部分,而这一部分往往是对方最拿得出手的,因此这种嫉妒往往会闹笑话。又如,李宜之这是一个芝麻小官,在安徽灵璧县听说苏东坡以前为一个园林写过一句劝人不必努力的词,居然也给皇帝上书,说这样会影响参加科举考试的人的进取心,长此以往必定会影响大宋的人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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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那位著名科学家沈括,也曾因嫉妒而伤害过苏东坡。他批评苏东坡的诗中有讥讽政府的倾向,然而他们曾经却是好朋友,他拿来抨击苏东坡的诗,正是苏东坡与他分离的时候送他的诗。或许是皇帝曾在沈括面前赞赏过苏轼,因此沈括心生嫉妒。沈括为何对昔日好友刀剑相向,或许没人知道,但我们不可否认苏东坡才华的同时也不能否认沈括的科学成就。因为这些人,苏轼终究没逃过牢狱之灾。苏东坡到底忍受了多少,我想,最能体现他境遇的便是那位与他只有一墙之隔的官员的诗:“遥怜北户吴兴守,垢辱通宵不忍闻”。【 人心|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乌台诗案一场人心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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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善良的人受难,总会有人挺身而出。杭州的父老乡亲为他求告神明;狱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尽力照顾他的生活;他在朝中的朋友不怕受牵连为他辩解;就连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上书皇帝“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就连宋神宗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也为苏东坡求情;左相吴冲甚至直接说“曹操那么多疑的一个人都能容得下祢衡,皇上为何容不下苏东坡呢?因为这些人的求情,宋神宗释放了苏轼,将他贬到了黄州。三、黄州觉醒苏东坡被贬到黄州之处确实极为抑郁,他给李端叔的一封信中写道: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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