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铃|青铜眼形器、铜顶尊跪坐人像……三星堆出土文物惊喜不断( 二 ) 郑永年|共享与发展研究院|经济

王巍认为,诸如此类新器型的出现,将丰富人们对三星堆遗址及其祭祀体系的认识,通过对出土器物造型的分析,人们可以更加具象地了解祭祀场景。三星堆这个地方究竟怎么进行祭祀?祭祀场景是怎样的?这些青铜器有怎样的作用?或许可以从这件青铜顶尊人像中找到线索。可以说,铜顶尊跪坐人像再现了古蜀祭祀的隆重场景,也折射出古蜀文明祭祀的精神世界。
此外,四号祭祀坑还出土青铜扭头跪坐人像,这次出土的青铜扭头跪坐人像呈跪坐姿态,双手合十,头扭向右侧,头上还连接了一个长条形铜器,这是三星堆遗址首次发掘出土该类型的青铜人像。据了解,4号坑内还有两件造型、体量一模一样的青铜人像。考古人员推测,三件人像可能是成套组合器物。
青铜鼓铜铃大石磬，三星堆礼乐初现?
5月30日,8号坑内,一件形似喇叭的铜器在泥土中露头。它的边缘穿孔,中间有朱砂填涂,考古发掘人员推测,这件形似喇叭的器物,或许是一只铜鼓。
在这件疑似青铜鼓的旁边还发现了一件铜铃。此前,类似的铜铃曾在该区域集中发现了八件。
王巍认为,此地出土的铜铃十分值得关注。他介绍,我国境内发现最早的铜铃出土于山西陶寺遗址。“铜铃的制作与兵器、工具不同,它是内范、外范合铸的工艺。这种结合铸造的工艺,是后来青铜容器铸造的先驱。”殷墟时期,铜铃演变成为铜铎,与鼓、磬等成为编组乐器。
考古发现,黄河中下游流域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存在铜铃,在4000多年前的陶寺遗址中,出土了四件铜器,铜铃、还有铜齿轮形器、环各一件和一块铜器残片,这类铜器都属于乐器或装饰品,而不是工具或利器。这些铜器的制作方式明显具有中原早期青铜器文化的特征。研究表明,陶寺铜铃可能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完整的复合范铜器。它的出现,说明中原地区在龙山时代可能已掌握了复合范铸造工艺,为青铜礼器群的问世准备了技术条件。以复合陶范铸造青铜礼乐器,成为中国青铜文明的标志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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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8号坑出土大石磬
除了青铜鼓和铜铃,此前在8号坑西北角曾出土了几块石板。最初,考古队员以为是建筑材料,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拼合,石板给大家带来了惊喜。通过拼接,专家们惊讶地发现,拼合的石板或许是一件长度达1米、宽52厘米、厚度4厘米的石磬,表面打磨平整,其中间有孔,可供悬挂敲击,目前该件仍然残缺,等待进一步发掘研究。它或为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大一件石磬。此前,在金沙遗址、山西陶寺遗址都发现有更早或者是不同时期的石磬。这件石磬比在陶寺遗址发现的年代晚但更加规整。
专家推测,这极有可能是古蜀人在祭祀活动中乐器集中堆放的位置。铜铃、铜鼓、石磬……或许,3000多年前三星堆人的礼乐体系,正逐步呈现在世人面前。
青铜锈保护了丝织品，目标是找到文字痕迹
继今年3月首次从三星堆遗址提取出丝蛋白后,考古工作者又通过检测1号坑至6号坑提取了逾百个样本,在2号坑和6号坑中再次发现纺织物的遗痕。1号坑和2号坑的发掘时间早至1986年。时隔35年之久,还能提取到纺织物的痕迹让人非常震惊。
8号坑出土的一件青铜残片上附着的丝绸实物残留,经纬组织非常明显,表层有一层类似于涂层的附着物,尺寸为1.8厘米×0.8厘米,是目前三星堆发现的最明显也是最大面积的丝绸残留物。
丝织品是三星堆大发掘中最激动人心的发现,据考古人员介绍,丝绸实物残留之所以能保留下来,主要是因为青铜器为它提供了一种生存条件,就是青铜器的锈蚀物有抑菌作用,青铜器上的铜离子对纺织品起到了保护作用。所以它在青铜器上保留下来的可能性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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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丝绸博物馆副书记、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周旸介绍,三星堆是四川首次发现“丝”的地方,且发现于祭祀坑,与之前在其他地区遗址、墓葬的发现不同。遗址代表现实中的生活场景,现在找到的丝绸残留物存在于高层次的祭祀坑,说明三星堆人将丝绸的功能提升到了精神层面。
专家介绍,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丝为桑蚕丝,与河南荥阳5000多年前的汪沟遗址相同。蚕即天虫,沟通天地,启迪生死。中国丝绸或许诞生在早期天人合一的文化背景下。
目前三星堆还没有发现任何文字符号,但专家在1、2、4号坑中都发现了大量的朱砂。目前还无法判断这些朱砂是作为祭祀品抛洒到坑里的,还是作为书写材料写在坑中丝织品上的。据专家推测,这些文字或符号或许附着、书写在漆器、木器、丝绸上。也就是说,丝绸或是古文字的物质载体。在此次考古中,周旸团队的目标是在三星堆寻找到文字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