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疫情下医护人员所承受的生命之重( 二 )
不管这些医护人员有多么担心自己 , 最让他们难以忍受的还是——看着病人死去 。 由于医疗资源有限 , 不是每个病人都能用上呼吸机 。
这种定量配给的方式很令人生厌 , 以至于他们在描述如何做决定时犹豫不决 。 医生S , 假设有两名呼吸衰竭患者 , 一名65岁 , 另一名85岁同时患其他疾病 , 而只有一个呼吸机 。 那么 , S倾向于把呼吸机给65岁的老人插管 。 医生D说 , 他的医院也正在考虑要把有限的资源献给那些受益最大、存活机会最大的人 。
尽管伦巴第州的医疗系统已经尽可能地提高了重症监护的能力 , 但还是没有足够的呼吸机来满足所有病人的需求 。 医生L说“我们必须决定谁必须死 , 谁应该活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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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 , 医务人员帮助一名在意大利罗马昏迷躺在地上的男子 。 Bloomberg
造成资源短缺的原因之一 , 是许多患者在肺炎康复后需要延长插管时间——通常需要15至20天的机械通气 , 这是个缓慢结束的过程 。 在意大利北部爆发疫情的高峰期 , 越来越多的病人出现严重的呼吸困难 , 医生只能努力减少患者对呼吸机的依赖 。 因此 , 医院不得不降低年龄门槛——例如 , 一家医院的年龄门槛从80岁降至75岁 。
尽管与我交谈的医生们不具备对这次危机负责的能力 , 但当被要求描述这些定量配给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时侯 , 他们似乎都表现出了微妙的不安 。 他们往往只是沉默——或者回答只关注预防和社会需要 。 例如 , 当我继续追问医生S , 呼吸机是否根据年龄来分配 , 他最终承认且羞于谈论这个问题 。 “这么说出来不太好 , ”他告诉我 。 “你只会吓到很多人 。 ”
医生S并不孤单 。 该地区好几名医生因这些决策带来感到痛苦 , 进而寻求心里咨询 。 作为回应 , 意大利麻醉、镇痛、复苏部门和重症监护学院(SIAARTI)根据Marco Vergano的指导发布了相关指南 。 Marco Vergano是一名麻醉师 , 也是SIAARTI伦理部门的主席 。 他曾负责照顾ICU的病重病人 , 他说“临床合理”和“软功利主义”是委员会根据医疗资源短缺做出的重大决策 。 虽然指南并没有建议年龄应该是决定资源分配的唯一因素 , 但委员会承认最终可能需要设置ICU入院的年龄限制 。
Vergano解释了这些建议的理由 。 他描述了患新冠肺炎的体弱者和年老者从长时间插管中存活下来有多困难 。 尽管承认这一点令人痛苦 , 但在疫情达到顶峰大约一周后 , 有一点变得很清楚:让那些极其不可能活下来的病人使用呼吸机 , 意味着许多本来可以活下来的病人因不能呼吸而不能存活 。 然而 , 即使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 , 定量配给往往在无声无息的情况下得到更好的容忍 。 事实上 , 委员会成员已经被广泛批评 , 被指控年龄歧视 。 批评人士认为 , 新冠肺炎的严重性被夸大了 , 认为它并不比流感更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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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艰难的抉择 , 意大利将优先考虑COVID-19的年轻患者而不是老年人 。
虽然从定义上讲 , 道德难题没有正确的答案 。 但如果其他卫生系统也面临类似的定量配给决策 , 那么 , 社会反弹是否不可避免?
其实 , 为了创建一个反映社会优先事项的资源分配的道德框架 ,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师Lee Biddison曾领导马里兰州的一个小组讨论过委员会成员的决策倾向 。 这份文件于2019年发表 , 题为“太多的病人…一个在重疾期间指导全州稀缺机械通风分配的指导框架” , 文件还强调了如果遇到类似1918年的大流感 , 届时所需的重症监护病房和机械通风能力会远远大于现有能力 。 其强调的伦理原则与现在意大利委员会的很类似 。
参与者似乎更看重那些最有可能在短期内存活下来的人 , 其次是那些由于没有其他疾病而最有可能在长期内存活下来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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