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教父的政治思想（中）( 二 ) 中国|仇英|李嵩|虢国夫人|不正

奥利金作为东部希腊教会的思想领袖一生著作等身。不幸的是，他的作品多半都已经不传，而那些幸存下来的多来自于拉丁译本或是其他的残本。这与公元六世纪教会对他教导的谴责有关，同时也由于他作品本身惊人的长度和广泛的题目。在圣经文本研究方面，奥利金的《六文本合参》是开创性的鸿篇巨著。同时，他也为圣经中几乎每一卷书都写过释经书，并配有相应的讲道集，可惜存世不多。奥利金最重要的神学作品《论第一原理》被广泛认为是初期教会在系统化神学上的首次尝试，其四卷分别论到神与属天的存在、人和物质世界、自由意志及其后果，以及圣经。他唯二存世的灵修作品包括《论祷告》（On Prayer）和《对殉道的劝勉》，两者皆写于逼迫时期，在古代世界广为流传。
奥利金的《驳塞尔修斯》是前尼西亚教会护教作品中的高峰，也是他有关基督徒政治责任和社会框架讨论的主要来源。和他的异教前辈一样，塞尔修斯将基督徒视为一股敌对政府、瓦解罗马帝国的反政治力量。奥利金则回应说，基督徒相信正是神将政治责任赋予皇帝，而且基督教信仰是促进社会道德和凝聚力的。类似特土良，奥利金并没有正面回答为什么参与战争是错误的，而是认为教会因为类似祭司的职分应当从流血中被分别出来，专注在祷告的侍奉上。而且每座城中的基督徒已经属于一个被分别出来的“国”，他们就不应在帝国中再担任公职。而这时的教会在组织性和架构上也已经明显超越了查士丁时的教会。
【早期教父的政治思想（中）】然而，当塞尔修斯提到若罗马帝国一旦归信就将无力阻挡侵略者时，奥利金的回应则颇有些转变。后者描绘了一幅政治意义上的终末景象，即整个帝国的归信必然会带来其世界性的扩张，也就是理性或逻各斯的普世统治。这种法律（nomos）与理性（logos）在哲学上的联系和统一是柏拉图主义的常见主题，并往往由此上升到宇宙论的高度，造就政治层面的理想范式（即哲学王）。
奥利金的老师克莱门特，继承了犹太哲学家斐洛的思想，已经把这两者的统一带入了基督教的语境。神的话（也就是神圣的逻各斯）作为律法而存在，也通过道成肉身显示给我们，两者先后一同构成了基督王权的基础。这与同时期的非基督徒的希腊化学者有相似之处。两者似乎都在强调，逻各斯在哲学上所应有的统治地位和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在概念上似乎有先天的密切关联。正是从这里出发，奥利金认为罗马就是要完成其普世帝国的历史使命，只要这个帝国的人民全部归信基督。这与爱任纽将帝国视为敌基督的立场截然相反。由此也不难想见，这一愿景已经为之后诸如优西比乌对君士坦丁的拥戴做好了预备。

文章插图
(Eusebius of Caesarea, c. 260–c. 340)
优西比乌有教会历史之父的称号。出生在巴勒斯坦，年轻时的优西比乌受教于旁非罗，一位继承了奥利金藏书、深受其影响的殉道士学者。而他自己也仰慕奥利金，为其辩护。公元310年，优西比乌因逃离迫害去往埃及，在那里做了几个月的监牢。315年，他成了该撒利亚的主教。在阿里乌争议中，优西比乌因为支持阿里乌而被教会公会议定罪，直到在尼西亚公会议上勉强接受了尼西亚信经，由皇帝君士坦丁正名复职。在此之后，他继续反对亚他那修，因335年被君士坦丁召唤而在亚他那修的申诉中建言，后者随即被谴责、流放。同年，优西比乌为竣工的耶路撒冷圣墓大教堂祝圣。后一年，他当面为君士坦丁登基30周年做了祝贺演讲。君士坦丁去世后，他也不久于人世。
优西比乌最负盛名的作品就是他的《教会史》，这也是我们了解从使徒时期一直到作者时代基督教历史的最主要来源。其作品本身的文风薄弱，但包含并保存了有关希腊东方教会极为丰富的材料（他对西方教会所述不多）。《教会史》一共分为10卷。大多数学者认为该书原本只有303年之前所完成的7卷，其中涉及他自己时代的最后3卷是后续版本逐渐加添的。优西比乌其他的作品也包括其他护教、圣经和历史方面的研究，后者包括了其晚年写作的颂歌式的《君士坦丁志》。
虽然优西比乌笔下的君士坦丁明显带有理想化的色彩，这种刻画实际上反应了作者本人对他所处时代的认知。因为优西比乌同时经历了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发起的大迫害，和随后君士坦丁在宗教政策上的惊人转变。这样的历史性更迭很难不让作者将自己所处的时代看做历史的高潮，其冲击性的影响力自然不言而喻。在尤西比乌这样的基督徒看来，神正以目眩的方式在历史中彰显他的作为。这样，神学上的盼望和政治上的考量便在君士坦丁身上不期而遇。如此也成就了一代新基督教政权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