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偶像之前的亚当·斯密欧阳修|写出|苏轼|孤独|世间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ID:ceibs-cbr），作者：邓中华，责编：周琪，36氪经授权发布。
01.如果斯密的兴趣不是足够广泛，那么，即便他提出了新的框架，也不足以将它真正建立起来。
02.在高产的年代，他总是敏感地保护自己思想的优先地位。
03.斯密的成功与他拥有的关系网络和恰当的关系策略密不可分。
并不是每个人、每个学派都尊亚当·斯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比如，约瑟夫·熊彼特曾言，《国富论》一书虽然伟大，但它“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和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 1776 年前是全新的”，“抽掉先驱者的思想，是否还能剩下斯密的思想，是很值得怀疑的。”
有意思的是，如果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来评价斯密，会得出一个结论，就算斯密并非思想市场的原创“发明家”，但却是不折不扣的创新者、企业家、250 年来思想市场上那个通吃的“赢家”。
从达尔文、马克思、凯恩斯到哈耶克，所有今天我们所熟知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理论家的观点中，几乎都有亚当·斯密的印记。
亚当·斯密何以成为亚当·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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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传—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思想》
避免专家思维陷阱将亚当·斯密称为“经济学之父”，其实有些不公平。因为受哈奇森的影响，斯密思考的问题远远超出了经济学。哈奇森在美学、伦理学发表了大量文章，研究逻辑学、思维和知识，创新性地用英语而非拉丁语教学。
亚当·斯密的兴趣非常广泛。他最早感兴趣的是自然哲学，尤其是物理学和数学。授业者是约翰·西姆森的侄子罗伯特·西姆森，格拉斯哥的数学教授，牛顿的粉丝，也是欧几里得几何学的专家。
1748 年，斯密受邀在爱丁堡举办讲座，他的讲座首秀题目是“如何在写作和演讲中有效沟通”，之后增加了法理学主题的讲座。
在修辞学讲座中，斯密表示，有效的交流需要具备简明和恰当两种特质。所谓恰当是指对语言的正确使用，既符合言者的本质特征和交际意图，又符合听者的期望。斯密提到了“共情”，预演了他在《道德情操论》中的核心观点。
后来，《道德情操论》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斯密写道，“我将在另一场讨论中尽力讲述法律和政府的一般原则，以及它们在人类社会的不同时代和不同时期经历的不同革命，不仅涉及什么是正义，还涉及警察、税收和军队，以及任何其他与法律相关的对象。”
如果拘泥于专家的角色，那是在玩詹姆斯·卡斯所说的“界限内的游戏”，是在既定的进化轨道上做改进、完善的工作；相反，在范式变革面前，必须大胆地把他人设定或默认的边界踩在脚下，是个“界限游戏”。
如果斯密的兴趣不是足够广泛，那么，即便他提出了新的框架，也不足以将它真正建立起来，他的理论就会像透风漏雨的茅屋，经不起风吹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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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苏格兰的亚当斯密故居：班缪尔楼
无惧竞争的学术斗士无论是否愿意，竞争都不可避免。而且，思想市场的竞争还具有一个近乎残酷的特点——赢家通吃、恒吃。
阿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发现美洲的时间，比哥伦布晚五年，但是，美洲大陆叫 America，而不是 Colombo，为什么？因为阿美利哥把新大陆定位为独立的大陆，与亚洲分开，引发了地理学上的革命，同时，他卖力地宣讲自己的发现与理论，其中一篇文章在 25 年内被翻译成 40 种文字。而哥伦布则志在寻找黄金，所以对发现缄默不语。
同样，斯密率先提出了“看不见的手”，这个词就永远属于他了。
无惧竞争，有两个面向：第一，要敢于应对竞争者的挑战，守土有方；第二，要敢于批评错误的思想，进攻有力。
18 世纪 50 年代，斯密二三十岁时，是他高产的年代。他“总是敏感地保护自己思想的优先地位，常对其他人可能的抄袭发出警告”。
1755 年，他向当地一个学会提交了一篇文章，其中的一些表述让他青史留名，例如， “让一个国家达到最高程度的富裕和最低程度的野蛮的前提条件，除了和平、宽松的税收、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没有其他，其余的都是由自然过程带来的。”
而《国富论》本身，是建立在对法国重农学派和英国重商主义的批判之上的，是“对英国整个商业体系的猛烈攻击”。
例如，重商主义助长了制造商和商人的垄断精神，使他们学会了利用政府，促成了游说集团和特殊利益团体的形成，损害了消费者和劳工的利益，这些人是“为了自身利益促成欺骗甚至压迫公众的人”——这哪里是什么通常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分明就是战斗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