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正确的“关系”策略任何创新者都不应该轻视、忽视“关系”或“社会资本”。
关系可以为社会资本的所有人带来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前者包括通路、先机和举荐；后者则帮助关系人成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第三方。
用结构洞理论的提出者罗纳德·伯特的话说，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只关乎生产等式，而社会资本涉及生产等式中的回报率。这条原则，对思想市场的创新者尤其重要，而斯密很好地践行了它。
人的科学，也就是今天的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所需要的信息分布严重不均， 噪声繁杂，且价值迅速衰减。因此，要想在思想市场上大获成功，你必须：（1）离信源越近越好；（2）获得信息的速度越快越好；（3）受到信源的信任越多越好。
《国富论》讨论的议题如此广泛、宏大，如果没有高质量的“数据”、切实的经验分享、一流头脑之间的碰撞，绝不可能如此精彩。
斯密当然很聪明，也受过良好的教育，读万卷书，因此，他的人力资本存量很充足， 但斯密的成功与他拥有的关系网络和恰当的关系策略是密不可分的。
斯密虽是一个遗腹子，但他的父亲在“托孤”时，把他托付给了一个相当有实力的关系网络，让他没有输在起跑线上，“他周围的长辈人脉丰富、乐于助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富有远见”。
斯密上学进的是当地一所不寻常的学校，那是一位教育家治下的学校。因此，他在《国富论》中对苏格兰的教区体系不吝褒扬。后来，他成为巴克勒公爵的游学导师，陪伴他在欧洲大陆访学。
众所周知，我们有一个“钱学森之问”。其实，想让钱学森之问变成伪问题的人比比皆是，想成为当今中国大师级人物的雄心勃勃者并不鲜见。遗憾的是，在我看来，他们至少在关系网络的打造上不够明智，或者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其中一个问题是，他们在接近信源时所选择的角色和姿势不足以赢得对方足够的尊重，所以未必获得了真实的信息。
有的教授声称要创建东方学派，但实质上仅仅是充当一个媒体人，为人提供媒体的价值；还有人致力于“诠释”信源当下的行为，充当一种类似高级文字秘书、助理的角色；还有人日日笔耕不辍，粉丝众多，著作等身，但那不过是远离信源的芸芸众生制造的虚假繁荣罢了……这都在触犯高质量关系的大忌——“轻易向食物链下游移动”。
跨越非此即彼的藩篱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有一句妙语：“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看你能不能在头脑中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还维持正常行事的能力。”
如何才能做到呢？
其中一个办法是，跨越相互竞争、对立的想法，走第三条路，把它们容纳其中。这第三条路一旦走通了，就是极大的创新。
例如，蒸汽机的发明是连接两大知识体系的结果。一是人造真空，最终的结果是萨弗里的“矿工之友”——利用真空抽水的真空泵；另一体系是大气压驱动的活塞运动，代表人物是发明了高压锅的法国人帕潘，他的思路是利用膨胀蒸汽操控活塞。纽可门没有在两个对立的方法中选边站队，而是添加了一个横梁，解决了萨弗里和帕潘的矛盾，实现了伟大的突破。
任何一个试图在“人的科学”中自成一派的人，都必须对人的本性问题给予明确的回答。当时，斯密就面对两种对立且颇为显赫的学术思想。
一面是悲观派，代表人物是霍布斯、卢梭、曼德维尔等。
霍布斯认为，人生“孤独、贫穷、污秽、野蛮而又短暂”，人们的自然状态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唯有社会契约足以拯救众生；在卢梭和曼德维尔看来，正义不过是强者压迫弱者的工具而已。
另一面则是斯密的老师哈奇森的乐观主义。他认为，人的关键属性是社交性，核心是“道德感”，一种源自本能但受神启发的道德感受能力。
简言之，悲观派过度理性化，认为道德不过是理性算计的结果，是典型的性恶论；而乐观主义者认为道德是一种本能，与利益无关，是性善论。
斯密既不站霍布斯一边，也拒绝了哈奇森的核心概念。他选择了“共情”（compassion 或 sympathy）作为自己立论之基。正因为人们能感受到他人的快乐或悲伤，喜欢或反感， 所以，“我们必须用我们看待他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将自己反对或赞同的情绪同他人对比，同时也让自己被人看见。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用斯密的观念，大概是“知人不欲，勿施于人”。
【成为偶像之前的亚当·斯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