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天津城为什么不沿海？( 三 ) 天津|沿海|永济渠|涿郡|军粮城|边军

大、小直沽虽然是重要的枢纽，但一直是沿用金国时直沽寨这个名称，并没有正式的行政单位。为了完善对当地的治理，仁宗延佑三年（公元1316年），朝廷下令改直沽为海津镇，顺帝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又设镇抚司，海津镇意味着天津卫的前身出现。经过元朝的建设，以大小直沽为中心的商业网络已然形成：“漕运粮储及南来诸物商贾舟楫，皆由直沽达通惠河（通往大都的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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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卫
到了明朝，天津卫这个名号正式走进历史。靖难之役时，起兵造反的朱棣曾由此渡水南下沧州，后来朱棣成功夺取皇位，是为成祖。明成祖将这块地方赐名“天津”，即“天子经由之渡口”的意思。明朝以卫所制为军事定制，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明成祖在小直沽设立天津卫，左卫、右卫也相继设置。明成祖正是看中了天津的要冲地位，专门设置卫所负责漕运。
明朝的漕运与元朝大不相同。明朝初年由于大运河再次淤堵失修，朝廷暂时沿袭元朝的海运办法。海运与河运相比纵然成本低廉，但要严重受到天气条件的制约。而明朝的海岸与元朝相比又增加了人为的风险，猖獗的倭寇成为了心腹大患。由于倭寇主要活动在江浙地区，通过海路向京师运粮实际上也不可行了。
明朝时常有倭寇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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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始，会通河得到了疏浚，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内河航运便成为了明清两朝漕运的主要方式，江南的漕粮不再海运。但这也不影响天津河海兼备的职能，遮洋总仍然能奉命将漕粮通过海上运往辽东前线。
随着明朝漕运的进一步兴盛，天津卫也在悄然转型，逐渐摘下“军事要塞”这顶历史帽子，演变成了北方的商业中心城市。朝廷漕运带动了民间商业规模的扩大。天津卫的贸易以粮食为主，并且通过私人途径贩运的粮食越来越多：“城西北沿河一带旧有杂粮店，商贾贩粮百万，资运京、通，商民俱便。”粮食带来的巨大收益为商人们积累了扩大经营的资本，各种商品的贸易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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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当然也没有错过商税这个重要财源，永乐二十一年始（公元1423年），明成祖采纳山东监察御史陈济的上书，开始在天津卫设卡征税。到万历年间，“天津店租”高居全国商业税收的首位，天津卫俨然成为了朝廷的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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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税之下还出现了官军经商的社会现象：商人们为了避税委托护漕官军运送货物，而官军为了养家糊口也乐于借漕船进行有偿护送，甚至是自己也携带南方的土特产去贩卖，而天津卫自然成为了官军牟利的不二场所，这样的行为竟也得到了明仁宗的认可：“今后除运正粮外，附载自己物件，官司毋得阻当。”在皇帝的默许下，官军经商屡禁不止，也成为了天津卫商业发展一个不容忽视的部分。
直到清朝初期，天津的商业活动依然火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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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古代天津城的建设完全定型。尽管清朝将其升卫为府，扩大其行政职能，但其发展并未脱离明朝的框架，也因为发达于明朝，天津卫这个名号至今也是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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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渤海海侵与黄河改道成为了天津城无法沿海的自然原因，河海漕运则是其经济原因。《畿辅通志》称天津：“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江淮税赋由此达，燕赵渔盐由此给。当河海之冲，为畿辅之门户。”这就意味着在城市选址的时候，河流与海洋这两个区位因素缺一不可。
而漕运开启后，沿岸纤夫、船户、军士要以此谋生，各级官僚要借着朝廷维护运河的拨款、对过往商户的盘剥来肥私，牵扯到如此巨大的利益，单靠海岸也是无法满足的。直到《北京条约》规定开放天津为商埠，海港的地位才逐渐压倒了河港，但天津作为一座已经发达数百年的城市，迁城是不可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