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l|外卖骑手没有社保？互联网平台与平台劳动者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引发争议社交平台|年青一代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王红茹 | 北京报道
每天穿梭在车流中不停地为我们送外卖的外卖骑手，竟然没有缴纳社保？这不仅引起了广大网民们的关注，也引发了学术界的讨论。
数据显示， 2020年，包括外卖、网约车、货拉拉等平台在内的国内互联网平台提供服务者约为7800万人，解决了不少劳动者的就业问题，也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但是，从近年来曝光的多起外卖骑手与外卖平台的劳务纠纷中，暴露出平台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常常难以得到保障。而劳动者权益保障的首要条件是要与用人单位确认劳动关系，但是，在 “互联网＋劳动”时代下，该如何界定互联网平台与平台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是学术界以及社会争论的焦点所在。
互联网平台形成大量无劳动保障人群
2020年12月21日，山西一名“饿了么”骑手韩某某在送单途中猝死。韩某某家属在追究其工伤保险责任由谁承担时，被饿了么告知：他平时是通过蜂鸟众包接单的，与平台并无劳务雇佣关系，平台愿给家属提供2000元人道主义赔偿，其他则以保险公司理赔为主。
为韩某某提供保险的是太平洋保险。蜂鸟众包平台会在骑手每天接第一单时，自动扣除3元的保险费。按照保险协议规定，韩某某猝死身故的保险赔偿金额仅为3万元。
北京也发生了一起类似案例。公开信息显示，在北京从事全职外卖配送工作的邵某某，从2017年10月起成为“饿了么”专送骑手。 2019年4月的一个深夜，邵某某送完最后一单，当他骑着电动车在路边溜达、等待12点后台审批下班时，一辆打着远光灯的大货车迎面驶来。随后，邵某某掉进了路前方的大坑，造成全身重伤。
在委托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寻求法律援助后，邵某某打赢了北京的劳动仲裁，成功与站点所属的迪亚斯公司确认了劳动关系。但是一周后，邵某某却接到了迪亚斯公司在其注册地重庆对其提起诉讼的消息。
诉讼地点变更后，诉讼结果也发生了改变。迪亚斯公司在重庆开庭时曾称，自己已将相关配送业务外包给太昌公司，而且邵某某的工资一直由太昌公司发放，起诉对象应是太昌，迪亚斯公司和饿了么均拒绝承担责任。
由于找不到用人单位，劳动者受伤2年多，法律程序走了1年多。对此，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主任佟丽华公开表示，整个过程中，饿了么平台没有对众多的劳动者如何解决相关问题有任何意见，提出赔钱可以，但不想签任何字，只想拿钱签保密协议，把案子解决掉。
韩某某和邵某某的艰难处境，是千万个外卖骑手的缩影。近日，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对外发布了一份长达57页、包含1907件有效判决数据的《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下称“《报告》”），揭示了过去10年间，外卖平台用工模式发生的既复杂又快速的演变。
该《报告》指出，通过用工模式改变，外卖平台成功地将骑手所带来的人力成本和用工风险向外剥离、层层区隔，通过一系列表面的法律安排以及配合其中的配送商、众包服务公司和灵活用工平台，将骑手的劳动关系一步步打碎，从而将其悄然推向权益保障的边缘。如今，外卖平台和配送商、众包服务公司的法律隔离效果显著，外卖平台的认劳率基本控制在1%以内。
互联网平台与平台劳动者之间是劳动关系还是合作关系？
这些隐藏在互联网系统内的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引发了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互联网平台与平台劳动者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大概有两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平台与平台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或事实劳动关系，持这种观点的专家不在少数。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常凯认为，平台与平台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表面的松散管理与内在的严格控制，形式上的独立自主与实质的劳动从属，名义上的平等权利与真实的失衡关系，所以，平台劳动者与互联网平台之间雇佣劳动关系成立。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范围也认为，应当坚持平台与平台从业者之间的劳动关系本质，并且应当针对平台用工的特点，加强平台从业者的权利保护。
武汉大学教授周邵东在深入调查了解了20位网约车司机，研究了网约车平台中的劳资关系之后认为，平台劳动者对平台从属性只是表面弱化，实则不断加深，因此应当定义为劳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