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不合时宜”的胡大一：中国冠脉支架之父的二十年反支架运动( 四 ) 不合时宜|中国|运动|胡大一|冠脉

10月份，我在广西滨江医院出诊，有一个75岁的女患者，非常无奈地来找我。她本来没有任何症状，因为去医院做检查，医生说血管狭窄，在两年内做了5次手术——放了5个支架5个球囊。
她只要想到放支架的手术室，就觉得那是刑场，就算死掉也不愿意再做了。每到夜里，她想起这些，老觉得自己要出事情，可能还需要放更多，就会突然胸疼、非常痛苦。
我认为她现在的胸疼，甚至之前的胸疼，很可能是焦虑急性发作，根本不是冠心病。
所以我这些年，一直倡导“双心医疗”。
有的患者亲人去世了，有抑郁情绪，不会因为情绪去看医生。但如果他同时感到胸闷胸疼，或血压有波动，会认为可能心脏出问题了，就去心脏科看医生。但心脏科医生不懂精神心理，认为只有胸疼就是心脏病。这也是我们医生培育机制的问题，学科分割太严重。
现在我在某网络平台出诊，是跟合作多次的心理科医生一起的，我们共同来做诊断、开药，这是比较理想的方式。
对初诊的病人，我至少会花40分钟、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来问诊，问诊是医生诊断患者疾病的基础。比如，这个患者可能是抑郁、焦虑导致的身体不舒服，过去可能所有的医生都是按病治的，到我这儿可能要调整。看病看的是一个完整的人，按照指南“只要血管狭窄过了70%就放支架”，非常机械化、形而上学，充满了片面性、绝对化。
最近我到长沙看病，一个48岁男患者说自己无症状但被放了个支架，出院时问该注意什么，医生只有一句话：“6个月以后回来复查”。复查时发现血管里又有狭窄，又放了两个支架。
我说第一把烟戒掉，第二好好运动，第三个把低密度脂蛋白降到1.8mmol/L以下。如果有条件，湖南有很多康复中心，去做康复。
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多时间频繁写微信公众号？就是因为像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希望患者通过我的公众号知道是可能不放支架的。因为全国只有一个答案，我的公众号上有第二个答案。我下了很大力气去发布这些信息，只要有机会发言，我就讲。
我不能改变全局，但我总觉得应该坚守一块阵地。
肯定有很多压力
这些年，我认为大约八成心脏支架是不需要做的。
2008年，我说至少一半支架不靠谱，就被围攻了很久。一些人编造一些东西在舆论上丑化我。甚至说因为我不做支架，去嫉妒人家、攻击人家。
支架代表着行业内大多数人的利益，代表着普遍的利益，我得罪了一个圈子。有相当多的医生朋友不止一次提醒我要注意人身安全。
我没什么畏惧的，我从小就是在逆境中成长过来的。
父母都是河南医科大学毕业的，文革中父母都被打倒过。我从小最沉重的包袱是家里出身不好。因为出身，高考时很多专业不能报，我就报了农学院和医学院，这两个专业录取会宽松一点。
后来毕业进北大医院（注：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有出国学习的机会，但学校基金优先支持年龄大的人，我当时是年轻人，不能用这些基金，就只有靠自己奋斗去考。
我是北大医院提副高、提正高最年轻的教授。一直以来，就觉得要靠自己奋斗，不愿意随波逐流去拉关系，也比较讨厌官场。
这些年我肯定有很多压力，等于在跟一个体制对立，和非常多心血管医生对立，很多医生说“你一定很孤独”。我享受孤独，因为自己坚守是有价值的。
在我选择做医生那个年代，我们学雷锋、学张思德，价值观很清晰——当医生，就要处处为患者的利益考虑，再扩大一点，为人民健康考虑。这个价值观一直在，我才能充满自信地坚持，不会因为压力大就受不住。
我没有圈子，但有靠山，我的靠山很坚定：有充分的常识，有充分的证据，有50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长期对病人的随访。

文章插图
△图片来源：胡大一医生提供
现在这些年肯定有很多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