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不合时宜”的胡大一：中国冠脉支架之父的二十年反支架运动( 五 ) 不合时宜|中国|运动|胡大一|冠脉

从1970年毕业开始，到今年已工作了整整50年，我的从医经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农村做全科医生。
我1965年入学，从1968年复课闹革命就下乡，之后近十年一直在基层工作。那段时间，我去过阿里，在高原、荒漠、戈壁工作过，了解到中国最偏僻、最贫穷农村的医疗状况。当年我们从接生到拔牙到眼科手术，什么都做。
今天依然很怀念那段时光。那个年代，医生都有预防概念。
后来2003年SARS 初期的时候，我在人民医院，说最重要的不是消毒，一定是先隔离，这个判断被证明是正确的。基于当时我下乡的经验：医生到农村去不只是治病，要改水改厕，改变传染病的环境。
第二阶段是我70年代末回到北京，到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工作的时期。
那是北医名医荟萃的年代。
院长是“中国新生儿之母”严仁英。她下乡看到顺义无脑儿、先天性脊柱裂发病率高，孩子的妈妈被全村看不起，被说成妖怪。她就提出抛开传统思维解决问题，与当时还没正式建交的美国合作研究——现在都知道怀孕吃叶酸，就是那个研究的结果。
那些医生有大家风范。为什么我现在看一个病人要聊40分钟？是他们让我知道，不仔细问诊是看不好病的。
80年代末我从美国进修回来进入心内科，是从医的第三个阶段。
我把心脏支架引进来，又反对支架滥用，主要是因为医疗逐利跟坚守医生价值观的矛盾。
不仅是心脏支架滥用，现在整个就医的环境都和过去太不一样了。现在大医院人满为患，患者无论什么病都想看专家，结果就是等三小时看病两分钟。
像北京大医院的专家，一人一上午要看50到100个病人。医生不上厕所不喝水，看100个病人每人不到3分钟，根本来不及真正了解病人，我们的医生已经没有时间去打地基。
这样的模式，导致患者也改变了就医方式。他们也体贴医生，觉得“医生没有时间听我诉苦”。患者一般拎着两个袋子：一袋子全是病历，另一袋子是体检结果，或者一大堆的全身CT片，双手递给医生：“你挑着看看，给个说法就行了”。
医生跟患者不但没有语言沟通，连眼神都没有沟通，始终盯着电脑看影像。等问诊结束的时候，医生就写出了一大堆的化验单甚至住院条。
我这种看病方式成了另类，患者没见过。
“双心”为什么许多医生不愿意做？因为花时间，不挣钱。
一看病人病情，二了解病人心情，三谈工作生活经历，四谈性格，要花很长时间。而且又不开药、不做检查，不装支架，只聊天。
过去有些年，和我一起工作的医生，甚至不希望我回来查房：本来一天能装20个支架，我回来就变成只装3个了。甚至有的时候，大家晚上下班后、周末加班做支架手术，就为了要躲开我。
最大的冲突还是价值观。医疗机构和从业人员如果天天想挣钱，医疗就变质变味了。医疗的底线是不伤害患者——医生不一定都能救患者，但不伤害是底线，过度医疗是突破了医疗底线。
我现在的主要精力不是治疗，而是推动疾病预防以及康复治疗，这可能是我唯一的目标了。
方澍晨|撰稿
王晨|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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